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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食症患者的抑郁和焦虑水平研究
发布时间：2024-03-20 09:18 类别：心理疾病
心理导读：新的研究发现，年龄较低是抑郁或焦虑的高危影响因素，提示在女性发展过程中成年早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面临许多挑战和情绪问题，应加强预防和干预。抑郁、焦虑和进食问题密切相关，如果针对进食障碍高危成年女性抑郁焦虑的高危影响因素，个性化教授调节情绪策略，可能更有意义。 ---www.psy0898.com
厌食症患者的抑郁和焦虑水平研究
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瘦身”文化的流行，进食障碍（eating disorder，ED）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中国的相关研究报道也明显增多。进食障碍属于常见的心身疾病，主要临床特征是异常的进食行为及过度关注食物、体重和体型，主要类型包括神经性厌食（anorexia nervosa，AN）、神经性贪食（bulimia nervosa，BN）和暴食障碍（binge eating disorder，BED）（陈珏, 2013;亢清, 陈珏,2019）。进食障碍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甚至还威胁生命，神经性厌食的死亡率高达5%～20%（岳玲 等, 2014），是所有精神科疾病中致死率最高的一类。尽管已有研究发现进食障碍患者的抑郁和焦虑水平显著高于普通人（Swanson et al., 2014），但针对进食障碍高危群体的研究还较少。防胜于治，进食障碍高危群体也需要被重视。本研究采用《进食障碍态度问卷》（Eating Attitude Test，EAT-26）识别进食障碍高危群体。EAT-26 从节食、贪食和食物关注三个维度评估进食态度，总分越高表示进食态度越异常。
大量研究发现，进食障碍群体常伴随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Drieberg et al., 2019）。进食障碍者对外表的担忧和负面认知是共病抑郁的致病因素和维持因素（Jones & Griffiths, 2015; Ivarsson et al., 2006）。抑郁障碍患者的负面人际经历也增加了情绪失调的风险，抑郁症状的加重会加重进食问题，但规律的进食也可以改善抑郁情绪（Wade,2017）。进食障碍患者对身材要求较高，易对体重、体型和进食行为感到焦虑。焦虑加重时，暴食行为可以暂时缓解焦虑，但后续会产生内疚和自责，继而加重焦虑和抑郁（林琳 等, 2020）。人际焦虑也会阻碍进食障碍的康复（Smith et al., 2018）。
因此，进食行为、抑郁和焦虑有着密切关系。如果帮助进食障碍高危群体了解焦虑和抑郁的影响因素，进行针对性干预，缓解焦虑和抑郁，可能可以避免高危群体发展成患病群体。目前，国内对进食障碍高危群体抑郁焦虑症状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仍然较少（单晓伟, 2012; 高一鸣, 2020）。
本研究拟招募进食障碍高危成年女性，通过问卷调查，探讨抑郁和焦虑症状及其影响因素。因为青少年的进食问题易被识别，成年女性的问题可能容易被忽视，故本研究选取进食障碍高危成年女性为研究对象，希望能够探讨其中关系，为后续干预研究提供支持。
2 资料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和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于2020 年3 月—2021 年2 月通过微信内建小程序“慧食Wise Eating”发放招募广告，邀请成年进食障碍高危女性参与调查。入组标准：年龄≥18 岁且有进食困扰的女性；EAT-26 进食态度问卷得分＞15 分（EAT-26 进食态度问卷作为筛查进食障碍是否高危的筛查工具）；自愿参加并签署在线知情同意。本研究共有1 632 名受访者完成调查问卷。剔除288份不符合要求的问卷（其中男性146 例，未成年79 例，非进食障碍高危人群63例），最终有效问卷为1 344份。本研究已通过伦理审核。伦理编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伦理委员会2018-25。
2.2 研究工具
（1）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年龄、性别、婚姻情况、受教育程度、体重、身高、职业等社会人口学资料。研究参考Sun 等人（2021）隔离病房不同年龄患者的焦虑水平的研究结果，划分了三个年龄阶段：35 岁以下，35 ～60 岁，以及60 岁以上。鉴于研究并无60岁以上人群，故将年龄划分为两组：18 ～35 岁，以及35 岁以上。
（2）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根据研究对象自报的身高、体重，按照公式BMI=体重（kg）/身高2（m2）计算得到 BMI 值。根据我国原卫生部推荐的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织（Working Group on Obesity in China，WGOC）提出的中国成年人判断超重和肥胖程度的临界值，将研究对象的BMI 分为偏瘦（BMI＜18.5）、正常体重（18.5≤BMI＜24）、超重（24≤BMI＜28）和肥胖（BMI≥28）等4 类（李剑虹 等,2012）。但是因研究对象中肥胖者过少（＜5%），因此本研究中将研究对象 BMI 划分为偏瘦、正常和超重及以上三分类变量（李晓梅 等, 2021）。
（3）进食障碍态度问卷（EAT-26）：作为进食障碍高危的筛查工具，是评定进食障碍症状和相关特征使用最广泛的自评工具之一，内容包括节食、贪食与食物关注及口腔控制等三个维度，共26 个条目，总分越高表示个体进食态度和行为偏离正常程度越严重（Dotti& Lazzari, 1998）。EAT-26 的划界分为15 分，（＞15 分应进一步评估，考虑为进食障碍高危人群；＜15分并不能排除进食障碍的可能性，只是风险较小）（Kang et al., 2017）。
（4）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7-item，GAD-7）：是美国精神医学会出版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 版推荐的量化评估标准，是鉴别广泛性焦虑症可能病例的有效工具，在以往研究中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Spitzer et al., 2006）。可以筛查使用者近2 周以来的情绪变化，以GAD-7 总得分7 分为界值，得分7 分以上者有焦虑症状，7 分以下为无焦虑症状者，作为二分类变量纳入分析（Ma et al., 2020），在本调查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2。
（5）病人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是基于美国精神医学会出版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关于抑郁的9 个标准发展的量表，对抑郁症状的变化非常敏感，是一种简明、有效的抑郁自评和筛查工具，可筛查患者近2 周来的情绪变化（Kroenke & Spitzer, 2002）。在本研究中，以PHQ-9 总得分7 分为界值，得分7 分以上者有抑郁症状，7 分以下为无抑郁症状者，作为二分类变量纳入分析（Ma et al., 2020），在本调查相似人群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8。
2.3 数据与统计方法
研究数据通过“慧食Wise Eating”微信小程序获取。使用SPSS 26.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有无焦虑组间及有无抑郁组间独立样本t检验，并对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分别纳入有无焦虑或抑郁的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基本情况
1 344 名进食障碍高危成年女性中，平均年龄为28.0（8.7）岁；单身者占79.2%；学历大学及以上占84.7%，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占2.5%，高中学历占12.9%；各BMI 组的人数占比为：偏瘦组30.5%，正常组55.0%，超重组14.5%；未工作者占69.27%。
3.2 有无焦虑和抑郁的差异检验
根据GAD-7 和PHQ-9 得分划分为有焦虑组、无焦虑组、有抑郁组和无抑郁组以及有抑郁/焦虑组、无抑郁/焦虑组。表2 为进食障碍高危成年女性有抑郁、无抑郁两组，有焦虑、无焦虑两组以及有抑郁/焦虑、无抑郁/焦虑两组之间的相关因素差异检验。
有抑郁组中的平均年龄为26.9（7.3）岁，无抑郁组中的平均年龄为31.0（10.2）岁（p＜0.001）；有抑郁组中单身者817 名（83.9%），无抑郁组中单身者248 名（67.0%），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有抑郁组中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者28 名（2.9%）、高中137 名（14.1%）、大学及以上809 名（83.1%），无抑郁组中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者5 名（1.4%）、高中36 名（9.7%）、大学及以上329 名（88.9%），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有抑郁组中BMI 偏瘦者323 名（33.2%），正常者527 名（54.1%），超重者124 名（12.7%），无抑郁组中BMI 偏瘦者87 名（23.5%），正常者212名（57.3%），超重者71名（19.2%），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有抑郁组中无工作者706 名（72.5%），无抑郁组中无工作者225 名（60.8%），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有焦虑组的平均年龄为26.6（7.2）岁，无焦虑组的平均年龄为29.6（9.2）岁（p＜0.001）；有焦虑组单身者608 名（84.6%），无焦虑组单身者457 名（73.1%），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有焦虑组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者22 名（3.1%）、高中110 名（15.3%）、大学及以上587 名（81.6%），无焦虑组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者11 名（1.8%）、高中63 名（10.1%）、大学及以上551 名（88.2%），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有焦虑组BMI 偏瘦者265 名（36.9%），正常者366 名（50.9%），超重者88 名（12.2%），无焦虑组BMI 偏瘦者145 名（23.2%），正常者373 名（59.7%），超重者107 名（17.1%），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有焦虑组无工作者527名（73.3%），无焦虑组中无工作者404 名（64.6%），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有抑郁/焦虑组的平均年龄为27.0（7.4）岁，无抑郁/焦虑组的平均年龄为31.1（10.0）岁（p＜0.001）；有抑郁/焦虑组单身者841 名（83.5%），无抑郁/焦虑组单身者224 名（66.5%），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有抑郁/焦虑组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者28 名（2.8%）、高中144 名（14.3%）、大学及以上835 名（82.9%），无抑郁/焦虑组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者5 名（1.5%）、高中29 名（8.6%）、大学及以上303名（89.9%），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8）；有抑郁/焦虑组BMI 偏瘦者335 名（33.3%），正常者名543（53.9%），超重者129 名（12.8%），无抑郁/焦虑组BMI 偏瘦者75 名（22.3%），正常者196名（58.2%），超重者66 名（19.6%），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有抑郁/焦虑组职业状况中无工作者732 名（72.7%），无抑郁/焦虑组中无工作者199 名（59.1%），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3.3 焦虑和抑郁作为因变量的Logistic 回归分析
将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BMI、职业状况作为自变量，但考虑到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有较高的相关性，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0.27（p＜0.001），所以只将年龄纳入协变量进行二元Logistic 回归分析。综上，将年龄、婚姻状况、BMI、职业状况作为自变量，分别将有抑郁、无抑郁、有焦虑、无焦虑以及有抑郁/焦虑、无抑郁/焦虑作为因变量进行二元Logistic 回归分析。
年龄（OR=0.957，95%CI=0.939 ～0.975）和婚姻分类中的单身（OR=1.388，95% CI 为0.947 ～2.036）是抑郁症状的高危影响因素；年龄OR=0.961；95% CI 为0.948 ～0.975）和BMI（OR=0.961，95% CI为0.931 ～0.992）是焦虑症状的高危影响因素；年龄（OR=0.948，95% CI 为0.935 ～0.961）是抑郁/焦虑症状的高危影响因素。
4 讨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进食障碍高危成年女性的抑郁焦虑症状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年龄较低、单身、受教育程度较低、BMI 较低、无工作者在抑郁和焦虑评分上相对其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在进食障碍高危成年女性群体中，年龄较低以及单身是抑郁的高危影响因素；年龄较低、BMI 较低是焦虑的高危影响因素；而年龄较低是抑郁或焦虑的高危影响因素。
4.1 进食障碍高危成年女性抑郁的影响因素分析
较少研究探讨进食障碍高危成年女性抑郁影响因素。一项研究探讨新冠疫情期间年龄对个人功能影响的研究发现，年龄和抑郁呈负相关（Levy & Cohen-Louck, 2021），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发现较年轻的进食障碍高危成年女性更容易产生抑郁情绪，进食障碍倾向也更严重。可能因为年轻人情绪调节和应对技能相对缺乏（Bonanno et al., 2010; Charles & Turk,2010; Sander et al., 2021），将饮食失调视为调节消极情绪的适应策略（Prefit, 2019）。本研究还发现单身女性更容易产生抑郁情绪，这与其他项研究一致（Li et al., 2021; Mehdi & Ali, 2011; Peng et al., 2020），可能因为人际支持对突发危机至关重要，单身女性支持较少。这提示应加强对年轻和单身进食障碍高危女性的关注和支持。
4.2 进食障碍高危成年女性焦虑的影响因素分析
较少研究探讨进食障碍高危成年女性焦虑的影响因素。一项针对青少年进食障碍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高中女生随年级升高，进食障碍倾向增强，焦虑也上升（李永占, 2022），可能因为随着年级升高，压力变大，焦虑情绪越明显，进食问题可能越严重。本研究也得到类似结果，EAT-26 得分和焦虑以及抑郁量表的得分均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426 和0.497，p＜0.001）。另一研究探讨在隔离病房中，哪一个年龄分组最易产生焦虑情绪（35 岁以下，35 ～60 岁，60岁以上三组），该研究发现较年轻的患者更容易焦虑（Sun et al., 2021），以上两项研究可以对本研究结果进行参考，在进食障碍高危成年女性中，可能是由于进食障碍好发于年轻女性，年轻女性更关注体型，进食问题更多，相较于年龄较长的女性，更容易焦虑。国内外针对BMI 和焦虑的关系，研究结论不尽相同。本研究发现BMI 较低的进食障碍高危成年女性更容易焦虑，可能是因为BMI 较低的进食障碍高危成年女性患厌食症的可能性更高，焦虑情绪更明显。有研究指出，如果是在居家隔离等情况下，肥胖者相较于正常体重者会加剧身体恶化进而引起焦虑（Mohseni et al.,2021），但本研究肥胖人群较少，不足样本总人数的5%，体重超重者与正常体重者的焦虑情绪并无显著差异，这与许玲等人的研究一致（许玲 等, 2004）。
同样，本研究发现，年龄较低是抑郁或焦虑的高危影响因素，提示在女性发展过程中成年早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面临许多挑战和情绪问题，应加强预防和干预。抑郁、焦虑和进食问题密切相关，如果针对进食障碍高危成年女性抑郁焦虑的高危影响因素，个性化教授调节情绪策略，可能更有意义。
本研究分析了进食障碍高危成年女性的抑郁焦虑症状和影响因素，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聚焦于进食障碍高危成年女性的抑郁焦虑症状，未设置低风险对照组以比较高危群体的抑郁焦虑水平是否显著高于常人，研究结果存在群体特异性。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低风险对照组，系统比较和分析，准确探讨高危群体特点和差异，为干预和预防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其次，本研究采用微信小程序调查，考虑到使用者的感受，未涉及更多影响因素，仅调查部分人口学特征，后续研究应考虑更多相关影响因素。例如，家庭环境、父母饮食方式等。最后，研究对象信息未包括心理障碍疾病史，这也可能影响研究结果。信息媒体快速发展，更多的男性也将注意力转移至体型、体态，未来研究或可纳入男性群体探讨进食障碍高危群体的影响因素。
（作者/韩慧，郭垒 | 出处/心理学通讯 | 来源/参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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