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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观察:谁在侵害患者的知情权?

发布时间:2012-11-14 11:10 类别:新闻中心

  
  心理导读:差不多在整个医药学和精神病学领域,所有的医生经常夸大某种治疗方式的疗效,却轻描淡写其风险和副作用。所以当你明白了他们如何学习治疗方法和临床应用的关键环节后,对此就不会吃惊了。    ---www.tspsy.com
  
社会观察:谁在侵害患者的知情权?

社会观察:谁在侵害患者的知情权?
 
  为什么医生对疗效夸夸其谈,却对风险和副作用一笔带过?
  
  第一:医生很少切身体验过那些治疗方法。
  
  因为谁都不乐意自己动过手术后,才去知道手术的好处,或者说懂得如何动手术,所以出于为病人考虑,你当然会赞同每个医生动别的手术前,先做一个阑尾切除术练练刀。外科医生都知道,基本可以肯定大部分阑尾炎都会挨上一刀。我非常怀疑假如没有阑尾手术的话,外科医生该如何练刀。
  
  同样地,如果要求精神病医生亲自试验那些稀奇古怪的抗精神病药物和电击疗法(ECT),我怀疑还有多少医生会继续开出这类药方。这是因为我们对待病人,就象修理汽车或洗碗机那样,只是把病人当成一坨管道和器官的结合物。
  
  要记住汽车和洗碗机没有感觉,它们感觉不到疼痛。但人会感到。所以当 “修理”别人的时候,得时刻提醒自己这点。
  
  但让人惊奇的是,唯一的例外是精神疗法。实际上,所有从事精神疗法的医生自身都经历过某种意义上的精神治疗。许多人都知道在疗程中,坐在沙发上,作为一名倾听者是何种滋味。我想这就是精神治疗经验会如此独特,在各种疗效中,显得与众不同。
  
  第二:泛泛而谈风险和副作用,但个人面临的风险才真正重要。
  
  风险经常是以大众统计数据的面貌出现的,这样,个人就无从以此为根据,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同意接受某一疗程、试验新的治疗方法或者是服用某一药物。
  
  就象画家拥有各种色彩那样,科学已经提供各种描述风险和副作用的工具。但个人只关心这些风险和副作用是否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两者之间的鸿沟非常大,而且很难弥合。
  
  想象一下,每次当你坐到车上,一个声音这样欢迎你:“约翰,你好。欢迎上车。今天要开多少路程?”“大概5英里吧。”“好的,根据统计数据,今年的今天,你有1/6500的概率死在本车里,或者,如果你乐意的话,你有1/83的概率死在你开的车里。今天,你还想开车吗?”
  
  这些统计数据当然是真实的,但对你合情合理做出今天是否开车的决定,毫无意义。在特殊的天气里,一天的特定时刻,你开着一辆特别的车,是否会死在特神马的旅途上?这些才是让人做决定的有用信息。那些大众统计数据对个人决定来说,基本属于废话。
  
  保健的情况也一样。用大众统计数据来表示风险,但对个人可能面临的特定风险和副作用却只字不提。如果大众信息和个人信息的鸿沟不弥合,那么对大部分人来说,任何关于风险和副作用的讨论都一文不值。
  
  第三,医生和精神病医生都想救死扶伤——他们有种专业偏见。
  
  大部分医生都热切希望能帮助和救助病人。不论是缓解癌症的痛苦,还是接上一根断骨,或者开出一张治疗精神疾患的药方,医生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帮助他人。很多人出于这个原因,才从事这一行。
  
  所以,潜台词就是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去帮助眼前的人——不管是什么事情。当然,他们会根据病人病史,考虑风险和副作用的概率。但是他们的潜台词是一定得治疗,而不是不治疗。
  
  需要证据?只要看看1月5日的JAMA研究就明白了,该研究发现五分之一的植入心脏除纤颤器(术语上,即可植入心电复律器-除纤颤器,或者叫ICDs)的病人并非完全需要该项手术。更加糟糕的是,这些相对健康的病人住院死亡率更高。无论如何都要采取一定的治疗手段,可能会相当糟糕。
  
  当然我们也不想看病的时候,医生说:“对不起,治疗你,我感觉很不舒服。”事实上,你曾经听过医生说过这话吗?
  
  但是,他们可能应该多告知一些事情。
  
  第四,或者最低限度,关于疗效,请非常诚实地告知。
  
  当医生和病人一起决定开始治疗后,医生应该非常诚实地告知病人:接下来,他要面对怎样的情况。因为没人喜欢听谎言,或者任由医生将副作用轻描淡写。
  
  不久前,我骑自行车游览了佛罗伦萨城外的托斯卡纳山区。自行车队的领队将这个旅程描绘成“菜鸟级”的,或许意大利人是这样认为,但我们不一样,因为这次旅程象爬一段10英里的上坡路。每次停下来休息的时候,领队都会说:“只剩下一座小山坡了,没什么的。”他撒谎了。一次次,我猜是他无伤大雅的小玩笑,却让我对他失去信任和信心。
  
  那么,当一个医生说:“只是有点疼。”实际上,却疼得要命,那么以后,你对这位医生还有多少信心和信任?全没了。事实上,利用一开始的机会,我都希望医生能改变。
  
  医生要对可能的后果完全说实话,告诉病人要面对的一切,包括副作用、真正的风险。涂上“糖衣”后让病人接受治疗,和当着他们的面胡说八道,没有两样。所以医学博士格里高利.豪斯说过:“每个人都撒谎。”这话可能是对的。你不能仅仅指望医生不撒谎。(除非,你不是真心想治病。)
  
  第五,如果说实话,没人愿意尝试。
  
  或许真相是:假如将可能的副作用或风险完全如实告知,会有越来越多的病人不愿意积极治疗。比如,许多癌症的治疗方法,是相当痛苦的(而且加大将来发病的概率),那么就会有许多患者选择放弃治疗(或者终止治疗),这样的话,长远的风险更大。
  
  死亡或者痛苦艰难的治疗,面对如此两难的选择——或许医生认为自己的做法是使选择治疗的果子,更容易吞咽一些吧。
  
  第六,医生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每种疾病,都有治疗方法——你只需要找到方法。
  
  尽管关于大脑是如何运作的,我们还是一无所知,医学生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任何疾病,都有治疗方法。药物不管用?试试别的药。加大药的剂量。把各种药物用各种方式搭配,尽管科学研究表明将不同的药物按一定方法搭配,毫无效果。药物不管用?那就试试给大脑通电,看看它是怎么干活的!(假如取脑袋容易的话,我肯定那些精力充沛、富有想象力的医生们会用不同的化学制剂浸泡脑袋,因为——不管怎么说——脑袋也不过一连串化学反应的集合体罢了。)
  
  真相是:并非所有的疾病都能治疗。并非所有的病人都能治疗。有些人面对的就是不治之症。或者过于痛苦的治疗方法,比疾病本身更糟糕。
  
  我的意思是:假如这是无关痛痒的蠢事,你大可以开怀大笑。但当你明白现代精神病医学的根基——只不过是建立在“试试看,是对是错”的基础上——你就该放声痛哭了。
  
  而且你爱的人或者关心的人或许有一天会陷入如此的困境。
  
  (文/约翰.克罗合,心理中心CEO和创建者。他从1992年开始撰写关于在线行为、精神健康和心理问题,以及技术和心理相互作用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