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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干预:他们为什么自杀?

发布时间:2013-07-09 15:14 类别:心理疾病

  
  心理导读:这块土地上的自杀者,像秋天落下枝头的树叶,无声无息飘零,那些陷入困境的自杀者家庭,基本上是自生自灭。他们和老舍、张国荣的死没什么两样,可他们的死、死因、他们活着的痛苦、死后亲人的痛苦,几乎无人关注。作家孙惠芬说。    —— www.tspsy.com
  
危机干预:他们为什么自杀?

危机干预:他们为什么自杀?

  从2000年起至今的13年里,大连医科大学心理学教授贾树华带领团队,一直在她的家乡大连庄河农村,进行自杀死亡系列研究:“90%的自杀死亡者,从未寻求过任何帮助,自杀家庭获得国家和政府渠道的正式救助几乎是零。”贾树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邀请孙惠芬加入课题组的初衷,是想“让社会注意到中国农村的高自杀率,继而能够帮助那些因为自杀陷入困境中的家庭”。
  
  庄河是辽宁省大连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人口约92万,在2011年全国百强县(市)中排序为第44位。
  
  “2006年6月到2011年6月,庄河自杀者高达五百多例,但和全国其他县级市同比人口相比,这还是一个中偏低的数字。”一个个数字,让孙惠芬感到震惊。
  
  自杀档案1:家庭矛盾
  
  没法过了
  

  “我如果那天不骂她,她就不会喝药自杀。”赵明军坐在凌乱的大炕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赵明军的家在一个土坡旁,远离公路,也远离赵村。赵家是一排红瓦坡顶的房子,这里被四周的果园包围,黄土地上,绿色的果树生长茂盛,蜜蜂嗡嗡飞舞,远远看上去,充满诗情画意。这是赵明军为了结婚盖的瓦房。
  
  一踏进赵明军的家门,是过道也是厨房,落满灰尘的灶台杂乱无章,一个硕大的铁锅里还有些剩饭,灶台边堆着高高低低的碗,两个剩菜碗里,是没吃完的鱼,招来了许多苍蝇,四处乱飞。
  
  赵明军今年43岁,小学毕业,瘦高个,浓眉大眼,头发花白,胡子拉碴,脸色蜡黄,见到南方周末记者时,他刚刚从午睡中醒来,衣服上都是污渍,身上一股酒味儿。7岁的女儿异常沉默和早熟,过道里是依靠着板凳的患软骨症的老母亲。
  
  乔霞没上过学,也不认识字。2004年,21岁的乔霞嫁给36岁的赵明军。婚后不久,赵明军发现乔霞经常为小事发脾气,有时候还爱摔东西,大吵大闹。性格急躁的赵明军也来气了,往往就会对妻子大打出手。每次吵架,乔霞总说自己不想活了。
  
  2009年6月的一天中午,赵明军回家吃饭,乔霞正在屋里做饭。他看见妻子没有洗鸡蛋,而是直接把从鸡窝拿来的沾着毛粪的鸡蛋放到锅里,和米饭一起煮,赵明军又骂了乔霞。两人争执到最后,赵明军打了妻子两巴掌。
  
  吃完午饭,赵明军去睡午觉,一个小时后醒来,发现乔霞倒在地上,已经失去了意识,身旁放着百草枯的药瓶,满屋都是刺鼻的药味。
  
  “我国女性自杀诱因以家庭、婚姻纠纷为主,比例超过50%,甚至可以达到80%。惠芬老师的解释是尊严的丧失。”贾树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农村妇女素有遇事‘一哭二闹三上吊’之说,这是传统的愚昧的解决问题方式方法和现象。现在中国人都不上吊了,喝农药更方便更经济更容易一些。各种农药太容易获得,家家茅房后面都有,村村小卖店有卖。”
  
  “百草枯”是一种除草剂,在贾树华眼里,“百草枯”是农村自杀者的“第一杀手”,她此次调查的245例自杀案例里,喝“百草枯”的自杀者是最多的。
  
  “我不该和妻子动手,脾气太暴躁。”赵明军一直活在内疚和后悔中。
  
  妻子死后,赵明军每天4点就去地里干活,到了饭点还要赶回家给母亲和女儿做饭,因为忙不过来,家里的猪没人看管跑掉了。
  
  在农村,自杀被认为是不光彩和晦气的事情。没人会选择嫁给他,甚至乡亲们没有必要都不会来他家,赵明军一家生活在孤独中,村里同龄的小孩也很少和女儿玩耍。
  
  贾树华和当地的村干部曾想帮助这个家:“这个女儿已经有点自闭,我想把她带到大连,找个城里人家寄养,这样父亲也更容易找到老婆。”后来发现不行,女儿现在是这个家庭运转惟一的希望和动力,父亲和奶奶因为内疚,把自己的爱和希望都给了这个孩子,如果她离开了,这个家也就散了。
  
  如今赵明军算是接受了妻子的离去;多年躺在床上的老母亲,靠着板凳也能够行动了,偶尔还能够帮孙女做点饭,或者去门前的地里摘洗点菜。7岁的女儿也快要上小学了。
  
  她拿出了自己的拼音本,给南方周末记者看一笔一画的铅笔字。里面不小心掉下一张照片,那是她妈妈的证件照,照片上,她妈妈穿着一件红色的衣服,发黄的照片上满是女儿的手印。
  
  自杀档案2:老无所依
  
  求死

  
  80岁的黄吉胜自杀是不愿意再拖累侄儿。
  
  黄吉胜小时候患有眼疾,视力微弱。26岁时,黄吉胜的妻子难产,最后妻子和孩子都没保住。他大受刺激,从此眼睛失明,需要别人帮助和照顾才能维持日常生活。
  
  因为怕拖累别人,黄吉胜一辈子未再娶。黄吉胜的大哥不放心弟弟一个人过,把他接到家中一同生活,一照顾就是五十多年。
  
  2006年,黄吉胜的大哥胃癌去世,侄儿接过父亲的接力棒,继续照顾黄吉胜。
  
  “我叔叔眼睛不好,但为人很好,善解人意,很明事理,一辈子都在替别人着想。我和叔叔感情很好,生活中遇到事情,不和父亲商量,却会和叔叔商量。”侄儿黄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虽然经济状况一般,但一家人日子过得很开心。2010年6月,黄吉胜大嫂突发脑血栓,全身瘫痪,家里经济负担更加沉重。
  
  “我母亲瘫痪以后,叔叔就有些反常,以前很喜欢听广播,后来也不听了,经常和我说不想活了。他说了很多次,我只是安慰下他,没当回事。现在想起来十分后悔,如果我当时多开导叔叔,他也许就不会自杀。”侄儿黄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0年12月25日,黄吉胜在侄子和侄媳都出门后,在家里窗台下上吊自杀。
  
  黄吉胜到死也不知道,针对他这样的孤寡老人,年满60岁、丧失劳动能力,可以去政府的敬老院生活。
  
  53岁的李春菊选择自杀,是因为爱,她不愿意再拖累丈夫孙德勇了。
  
  2009年2月25日,刚刚过完春节,孙德勇去大连打工,8天后,李春菊在家,偷偷服“三步倒(老鼠药)”自杀。在遗书中,她叮嘱丈夫;“你要再找个伴,但一定要找个身体健康的妻子。”
  
  李春菊和孙德勇育有一儿一女。生女儿时,因为难产,大出血,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因当时的医疗条件,加上家里经济条件差,患上了严重的神经性头痛,32年来严重失眠。为了给她治病,孙德勇带妻子去了很多医院看病,前前后后,倾家荡产,还欠下了大约7万元债务,最终还是没能治好。
  
  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在2008年末。这年年底孙德勇打工回家,工钱却没有拿到,一家子只能过了一个拮据的春节,这令好面子的李春菊备受打击。2009年正月十六,她对丈夫说,不想活了,拖累了丈夫一辈子,病也治不好,活也干不了。
  
  孙德勇在家陪了妻子一周,为了生活还是得外出打工。临行前李春菊还劝慰丈夫说,会好好照顾自己的,让孙德勇放心去干活。
  
  李春菊的自杀,对孙德勇打击巨大。以前他很爱凑热闹,妻子去世之后,他不再去人多的地方,没事就自己一个人抽烟,每天晚上他也开始失眠,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我经常想起妻子,觉得对不起她,跟我辛苦了一辈子,没过上好日子。我不应该把妻子一个人留在家里,如果我不去打工,她就不会死。”孙德勇这么多年一直陷入在深深的自责中。
  
  直到2010年,孙德勇的女儿去日本打工,才把当年看病的7万多元债务全部还清,这让孙德勇稍稍感到了一丝欣慰。
  
  “中国自杀死亡,与社会转型变化有关,伦理道德水准下降有关。老无所养,农民外出打工,城市化进程,对农村影响巨大,很多农民自杀死亡都与这些社会变化有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自杀其实更多的是社会问题。”贾树华说。
  
  自杀档案3:残酷青春
  
  对不起

  
  江梅是在男友家中院子喝百草枯自杀的,死亡时22岁。
  
  江梅乖巧又任性,父母很宠爱她。2008年7月31日,男友打电话,让江梅去他的家住几天。8月4日上午10点,江梅和男友闹了点矛盾,一怒之下,顺手拿起窗台上的百草枯,一口气喝下。男友赶紧把江梅送去了镇医院,后又转去了县医院。
  
  看着悲痛欲绝的父母,江梅十分后悔。看到哭泣的男友,江梅意识到男友是爱她的。但百草枯毒性大,医生也无能为力。知道自己没救了,她在床上给父母磕了三个响头,说:“对不起父母的养育之恩,也对不起男友。”
  
  江梅停止了呼吸,“走的时候没闭上眼睛。”江梅母亲贾雪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江梅死后,贾雪玲的心脏病明显加重,容易晕症,脑供血不足,头痛严重,每晚上只睡三四个小时;记忆力明显减退,经常丢三落四;脾气也变得容易激怒。丈夫也身患脑梗,一直在养病。如今,19岁在外打工的儿子,是这个家的惟一希望。
  
  贾雪玲一直在后悔,后悔当初同意女儿去男友家,后悔女儿小时候喜欢吃粘米糕,曾有一次问她要1块钱买,贾雪玲心疼钱,没有同意。她不敢让自己空下来,因为这样会想起女儿。
  
  女儿自杀后,贾雪玲打了男孩一巴掌。但她现在已经不恨那个男孩了,“男孩是真心喜欢梅梅的”。男孩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才下床,因为这件事,远近的姑娘都不愿意嫁给他。
  
  自杀档案4:中年危机
  
  穷是一种罪

  
  侯世勇先是服用了70片安眠药后,又喝了农药自杀的,死亡时45岁。
  
  他死于2008年7月22日,自杀当天,他在家吃完饭,把剩饭放在锅台上,忘记把饭盖起来。夏天蚊蝇较多,妻子回家后,发现暴露在外的饭菜没法吃,对侯世勇破口大骂。当时他就拿起家中的农药准备喝,被一个邻居阻止,后来趁着乡亲去地里干活,第二次自杀。
  
  在大哥侯世才看来,弟弟是被弟媳逼死的。
  
  侯世勇原来是一名技工,收入高,有养老保险。2006年,侯世勇患上了脑血栓,经过两年治疗,病情好转,但记忆力和运动机能受损,不能在工厂继续工作,只好回家种水稻养家。
  
  南方周末记者走访的几户家庭,都有巨大的庭院,宽大的房子。红砖瓦房,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电话、热水器、卫星接收器、摩托车,一应齐全。年龄更年轻的家庭,还有电脑、宽带、上网的智能手机。
  
  经济收入落差让妻子心里不平衡,二哥侯世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弟媳经常对丈夫恶言相对,包括“你不能赚钱不如死了算了”、“你怎么不喝农药自杀”之类的话。在一次吵架中,弟媳用菜刀砍了弟弟后背一刀,后来侯世勇去医院缝了7针。
  
  侯世金和南方周末记者谈了一个多小时,没有露出过一丝笑容,不停抽烟,看得出来他的压抑。
  
  “我对弟弟的自杀行为刚开始很生气,现在反而能够理解他,患有脑血栓,夫妻关系不和,生活不幸福的人,自杀也是一条出路。”最让大哥生气的是,弟媳在弟弟去世后不久就改嫁了。
  
  南方周末记者和侯世才聊天的时候,妻子一直在旁边提醒他不要多说,夫妻两人充满了戒备。
  
  白玉强自杀,是因为给儿子贷款买房。
  
  白玉强和妻子感情不好,婚后一直吵架,儿子的出生暂时挽救了这个家庭。平时他在家种地,农闲时去街上摆水果摊。
  
  儿子长大后进城工作,找了一个城里的对象,为了结婚,要在城里买了一套价值80多万元的楼房。白玉强东拼西凑,借了9万元付了首付。扑面而来的是每个月的还款,妻子又开始发脾气,怪白玉强没能力,赚钱太少。吵架不断升级,白玉强患上了抑郁症。
  
  2010年初,白玉强的母亲因病去世,这个打击让白玉强早难以承受。“儿子当时对我说,自己不想活了,要是他不在了,就请我去女儿家养老。”84岁的父亲白成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4月16日早上,白玉强的妻子回娘家办事,白成很早上山干活,9点钟左右,白成回家发现儿子在暖气管上上吊自杀,死亡时52岁。
  
  儿子死后,儿媳妇马上搬到了城里儿子家。高大的房屋里,只剩下白成一个人,屋里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凌乱的杂物随处可见,无人清洗的脏衣服堆放在床边。老人听力很弱,对有些问题很难理解,南方周末记者的访问进行得并不顺利。提起儿子的去世,老人几度哽咽,却始终没有掉下眼泪,只是当说到自己生活遇到的困难时,他用手抹了抹眼泪。屋外的一角,是邻居送来的土豆和地瓜。
  
  我们在精神上,困境是一样的
  
  坦率地讲,今天的农村,绝大部分家庭都脱贫了,如果人勤快点,搞点大棚种植,家畜养殖,其实也能过得不错,加上农闲再出门打工卖力气,再差每月也能够挣个五千,如果能够吃苦耐劳,挣到八千一万也有可能。孙惠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看了那么多自杀案例,我越看越叹气,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结果就自杀了。
  
  《生死十日谈》第一个故事,婆媳为小孩子在炕上拉一坨屎争吵,媳妇娇生惯养,天天上网,不做家务,她骂了婆婆,婆婆就自杀,喝了百草枯;媳妇吓坏了,喝了点豆腐的卤水死了。这个故事刚听时根本想不通,可是你向人性深处打探,理由自然就来了,比如儿子和媳妇是80后,都是独生子女,都想进城买楼生活,可公公习惯农村,讲派场,在农村盖一排大房子,善良的婆婆觉得对不住媳妇,把她当成宝贝一样养起来了,不让她干活,结果,宠惯得太厉害了,就发生了悲剧。
  
  孙惠芬说,我写生死的最大动力,不是想让大家看到,农村多么落后、多么贫困,社会状况多么糟糕,触动我写的动力,是看到了那些活着的人是怎么坚强地活着,死去的人为什么死。我们常常讲,现在的人如何没有尊严,没有高贵的情感,但是我在有些自杀者身上发现了高贵的情感。虽然他们为此付出了死的代价,但当尊严闪耀光芒的时候,你不能不之震动。
  
  在采访他们的故事时,我也再一次感受到,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在精神上,困境是一样的。
  
  (来源/南方周末 心灵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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